我們都身處陰溝,但仍有人仰望星空。(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
 
在西方,以二戰、納粹德國為背景而衍生出來的創作,無論是文學或電影,已有不少經典,而且不同形式或角度的詮釋似乎仍然不斷推陳出新,相對於歐美,亞洲就顯得沉寂得多,除了數量略遜一籌之外,在質量方面也稍嫌不足,而李正明先生的《罪囚 645 號》對這個缺憾提供了重要的貢獻,堪稱經典。
 
這部經典作品,以太平洋戰爭結束的前一年(1944)為時空背景、福岡監獄內的日本看守與朝鮮囚犯為主要的書寫對象,場景同時延伸到與監獄相連、由九州帝大醫學院主持的醫療大樓。

故事的起點是一位自戰場因傷退至監獄的暴力看守杉山都燦的離奇死亡,而前一年被徵召到此的十九歲年輕看守渡邊由一負責進行調查,《罪囚 645 號》便由此開始鋪展開來。
 
透過兩位日本看守的視線,因獨立運動而入獄的朝鮮囚犯逐漸顯露各自的輪廓;其中最重要的兩位角色,一是共產主義者崔致洙,一是年輕詩人尹東柱;後者在歷史上真有其人。
 
在作者環環相扣的情節設計下,交織成以慘烈戰爭為襯底、尋找凶手為骨架、人性善惡為血肉、詩文音樂為靈魂的經典作品。
 
這四位主要人物,作者以交叉對比的方式建構而成:
 
  杉山都燦與崔致洙,都是在最艱困的環境裡如野獸般存活著的狠角色。
  渡邊由一與尹東柱,都是熱愛書本、擁抱文學、著迷文字的知識分子。
 
就是這種鏡像式的角色設定,再加上身分各異,讓他們的互動不斷出現衝突又能變化出新的發展,於是,故事的推展就彷彿一幅傑出油畫的成形過程,各色油彩逐層堆疊在歷史的畫布上,結果不僅豐富逼真,在人性方面的呈現更具有立體感。
 
在場景書寫方面,作者李正明先生也非常善用強烈對比的手法,譬如對於監獄與醫院的描繪,將前者的漆黑與後者的潔淨相對立──「我走在醫療大樓的走道上,只想快快脫離這個閃亮白色空間。這是一個和我這種人不相襯的空間,我只適合存在於潮濕、陰暗的世界,有著一群犯罪者的地方。」空間如此,在不同空間活動的人物書寫亦如此。隨著情節發展,這種對比又幻化出更多可能,如:黑暗裡的善,與潔淨裡的惡。
 
正是這樣細緻而精準的設計,讓讀者不知不覺進入故事和角色,越到後半段越見精采深刻。如同一夜雪落,安靜無聲,卻在天光醒了眼的那霎,乍見銀白成片,閱讀《罪囚 645 號》的情緒就是如此,並不是特定的情節、特定的人物逼出我的眼淚,而是等到情緒氾濫時才驀然發現原來已經累積了這麼久、這麼厚。
 
我認為《罪囚 645 號》之所以稱得上經典,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李正明先生不是以粗暴的民族主義來區分正義與邪惡,相反地,透過這本作品,他試圖帶領讀者站在更高處俯視戰爭與人性、國家與個體之間的交纏關係。
 
在美軍對於日本本土的空襲轟炸裡,作者一方面經由朝鮮囚犯戲謔的對話、一方面則借助日本看守渡邊由一的態度,表示在戰爭的陰影下,死亡的陰影同時覆蓋在日本人與朝鮮人之上;正是軍國主義的民粹區分你與我,而將人類逼上自相殘殺的絕境。
 
作者著墨於戰爭斲傷靈魂的書寫很多,亦十分動人。例如:「戰爭把孩子變成了軍人,把父母手中的寶貝們變成了受氣包。孩子們因此變得過於寡言少語,大人們則變得更冷漠。少年們在擁有知性之前,已經看到知性的崩潰;在領悟到人類的尊嚴之前,已經先學會用木棒搗毀掉人類的尊嚴;在臉上的稚氣消失之前,他們的心已經成了滿臉皺紋的老者。」
 
戰爭是明,另一個迫害人性墮落的隱藏兇手,是國家。
 
國家往往是邪惡誕生的溫床,泯滅人心、失卻理智的行為往往是打著「為國為民」的旗幟,遂行私欲,在《罪囚 645 號》裡,作者讓我們看到了這種扭曲無分日本人或朝鮮人。
 
非常矛盾地,「國家」作為一個集體的抽象詞彙,可以是人在絕望時指引靈魂奔向自由的風向計,但同時也可能是這個集體組裝成的機器,成為在戰爭裡碾碎個體靈魂的凶手。
 
一如狄更斯在《雙城記》的著名開頭:「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信仰的時代,也懷疑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走向地獄。」《罪囚 645 號》也透過人物的經歷、互動與轉變,讓讀者見識到了如何在黑暗裡點亮光明、在冬天裡綻放春花、在地獄裡創造天堂──那就是文字與音樂。
 
如果以納粹德國的大屠殺(Holocaust)為背景,而有小說《偷書賊》(The Book Thief)和電影【戰地琴人】(The Pianist),那麼,李正明先生為二戰時的日本福岡帶來了等量齊觀的《罪囚 645 號》。
 
在書裡,尹東柱的詩作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言字旁,右邊一個寺廟的寺。詩是言語的寺廟。」那是在地獄般的處境下可以信仰的神祇。
 
無論對日本人或朝鮮人而言,詩句成為故事裡的光。這種光,並非來是一種純粹的熱血,而是根植於生命的痛苦本質淬煉出來的希望之火。正是如此,它的力量才沛然難禁。
此外,作者在故事裡亦巧妙地運用了音樂元素,如舒伯特〈冬之旅〉、威爾第〈希伯來奴隸合唱曲〉。在音樂的洗滌下,「即使戰爭讓我們屈膝受辱,世界讓我們變成骯髒的禽獸,卻也無法傷害到我們的靈魂。」這種超越族群的感動與療癒力量,一如日本導演市川崑亦曾經以太平洋戰爭末期的緬甸戰場為背景,於1956、1985兩度拍攝的電影作品【緬甸的豎琴】。
 
因為文字與音樂,讀者明白了何以彌爾頓在《失樂園》裡會這麼書寫:「心靈是獨自存在的 / 能將地獄變成天堂 / 將天堂變成地獄」。如果世界是什麼模樣,我們無法選擇、無力改變,那麼藉由文字與音樂,至少可以為自己的靈魂留一方乾淨。
 
李正明先生的《罪囚 645 號》確實是一部經典,不僅具備了文學深度,與大眾讀者亦相當親近;豐富的情節與立體的角色使故事在真實裡有著明快的戲劇感。藉由這樣的作品嘗試凝視歷史的傷口,相信能夠慢慢地學習如何謙和而不卑屈地面對自己,以及,這個世界。
 
※ 韓國出版社為《罪囚 645 號》拍攝的宣傳影片(有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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